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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i] [明]王直：《抑庵文后集》卷三十六，《四库全书》本。 [xvii] 《明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71页。 [xviii] [明]王直：《抑庵文后集》卷九，《四库全书》本。
[xix] 王重民：《〈永乐大典〉纂修人考》，《文史》第四辑（1965年6月），第190页。
[xx] 《明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99页。
[xxi] [明]王直：《抑庵文后集》卷三十六《题姚治中墓碣铭》，《四库全书》本。
[xxii] 朱鸿林：《〈永乐大典〉纂修人考补》，《明人著作与生平发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7页。
[xxiii] [清]倪涛：《六艺之一录》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742页。
[xxiv] 《长乐县志》，清同治乙巳（1869年）刻本。
[xxv] 朱鸿林：《明人著作与生平发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7、98页。
[xxvi] 《福建通志》卷四十“明贡生”，《四库全书》本。
《永乐大典》纂修人研究(三)
三、 庶吉士预修《大典》
对于纂修《大典》的人员问题，人们大都从个案研究作为切入点来进行搜集甄别，这是件异常辛苦的事情。除此之外，我们也不能忽视从宏观去找深入研究的突破口。文献典籍对《大典》的编修之事记载较多，如《明太宗实录》云：永乐帝“命礼部简中外官及四方老儒有文学者充纂修；简国子监及在外郡县学能书生员缮写。”[1]王直《王敬先墓志铭》云：“诏修《永乐大典》，征天下学官及尝考贡士者皆使执笔焉。” [2]从中虽然不能找出准确的《大典》的预修者，但于此可以了解当时选用人员的大致范围。
明人黄佐著《翰林记》一书，在总结朝廷“纂修”一事时，提供给我们一条非常重要的资料：“至于修他书者不能尽记，大率成化以后纂修皆纯用本院官，而《永乐大典》、《四书五经》、《性理大全》、《寰宇通志》庶吉士亦得与焉。”[3]廖道南《殿阁词林记》中亦有相同记载。[4]这是说编纂《大典》时，当时的庶吉士们要参预其中。黄佐、廖道南为正德同榜进士，皆被选为庶吉士，皆在翰林院、詹事府等近待衙门为官，其相从甚密皆善撰著。他们长期在殿阁中任职，得以遍观大内秘籍，日闻朝廷大事，对朝廷殿阁词垣之事尤为熟悉。故《四库提要》
评黄著曰：“专载明一代翰林掌故，始自洪武，迄于正德、嘉靖间，每事各有标目，凡二百二十六条，本末赅具，首尾贯穿，叙次颇为详悉，如所纪殿阁卿寺转衔，与《明会要》诸书互有同异，又会议、缮写诸条制度甚详，均足以备考核，其十七、十八两卷，具列馆阁题名，尤足以见一代人材升降之概。”[5]而谓廖氏“自正德辛已改庶吉士，由编修历官侍讲学士，在词垣最久，娴习常故，因集词林殿阁宫坊台省诸臣旧事，分类记载，以成是编。”[6]所以说《翰林记》、《殿阁词林记》虽是私人所著，但他们都在翰林院担任过史官，深谙资料甄别及著作之法，又记载的是他们熟悉且有资料可依的翰林院之事，可信度非常高。因此说他们所记《大典》的编纂“庶吉士亦得与焉”，应真实不虚。
在人们研究《大典》的编纂人员时，已发现了众多的庶吉士身份者。如王重民、朱鸿林二先生发现的有：余学夔、罗仲深、戴弘演、萧宽、萧福、萧省身、郑复言、欧阳俊、赵济，曾春龄、曾与贤、陈孟京、陈孟洁、陈敬宗、陈士启、章敞、张叔豫、张宗琏、张文选、孙子良、段民、柴广敬、俞益、邵辉、周忱、周文、沈升、李时勉、李昌祺、宋子环、江钺、田忠、卢翰、王仲寿、王瀹、王信功、杨相、曹景晖、褚让、钟旭；再加上余所补刘子钦，共四十一人。因为当时的庶吉士是一个群体，他们的行动步调统一，这便成为编修《大典》“庶吉士得亦与焉”的有力证明。
“庶吉士”之名始创于洪武十八年，取《书经》“庶常吉士”之意简化而成，当时朱元璋恢复科举考试后的第一批进士，将一部分成绩优异的年青进士没有直接授官，而是选入翰林院、承敕监等近侍衙门历练，授六科庶吉士学习办事，为将来为官打下基础，当时所选庶吉士很少。朱棣为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