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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轼居黄州期间的书信看其思想的变化
【摘 要】元丰三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在黄州期间他一共与109人有过书信来往，数量达285封。大量的书信反应了苏轼在黄州期间的活动和思想，通过对这些书信的研究，我们就可以了解苏轼出尘绝俗的诗心雅韵和洒脱旷逸的人生是如何形成的。
【关键词】苏轼；黄州；书信
从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一日到达黄州，到元丰七年（1084年）四月七日别黄州，苏轼一共在黄州生活了四年零两个月，根据武汉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的，由丁永怀、梅大圣、张社教编注的《苏东坡黄州作品全编》统计，苏轼在黄州期间一共与109人有过书信来往，数量达285封。大量的书信记录了苏轼在黄州期间的心理变化，直接反映了苏轼超然物外、旷达乐观的心境的形成过程。
一、初到黄州时期苏轼的心理
“乌台诗案”对苏轼的影响非常大，从京城被贬到黄州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大转折。对苏轼来说，这无疑是他一生遭受的许多灾难中最严重的一次，差点危及生命。这场由诗惹出的大祸，在他的思想情绪上引起了极大的波动，在湖州至京城的押解途中，苏轼曾试图纵身江流，在狱中也曾准备服药自尽。贬居黄州后，苏轼的生活和思想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由于当时苏轼是责受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其俸禄锐减，生活上极其困顿，在元丰三年初《与章子厚参政书》中他说：平时“俸入所得，随手辄尽”，他的家人在弟弟那儿，子由也是“债负山积”。在元丰三年十二月写给秦观的《答秦太虚书》中，他更加详细的描述了自己捉襟见肘的窘境：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优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
到第二年，苏轼的储蓄用尽，日以困匮，所幸在朋友帮助下，开垦数十亩地，命名为“东坡”，他又在东坡上“作草屋数间，谓之东坡雪堂，种蔬接果，聊以忘老”。并于定居黄州的第二年自号“东坡居士”，开始了他“自稼躬耕”的农民式的生活。
时间是可以改变很多东西的，由于贬到黄州时间既久，自稼躬耕的生活也渐已适应，自食其力的劳动使苏轼不至于再有“乏食”之虞，苏轼的心情已不似初到黄州时那般沉重孤苦。乐观开朗，放旷自适的心境使得他安于贫困，他在元丰六年作的《与李公择》书中说：口体之欲，何穷之有？每加节俭，亦是惜福延寿之道。同时，他告诉李端叔说自己开始过起了“扁舟草展，放浪山水之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答李端叔书》）的生活。
二、在反思中接受佛道思想
随着生活状况的逐渐改善，苏轼的思想历程也发生了巨变。在诗案之前，苏轼总以“忘躯犯颜之士”自居，想要舍身报国，实现“致君尧舜”。但“乌台诗案”的巨大打击使苏轼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折。此时的苏轼在精神上是极其苦闷压抑，消极颓废之情绪亦不免时有流露。在黄州的四年多时间里，他基本上过着一种“幽人无事不出门”、“闭门却扫，收召魂魄”的生活，每天都在内心反省中度过。他在元丰三年十二月的《答李端叔书》中说：谪居无事，默自观省，回视三十年以来所为，多其病者，足下所见皆故我，非今我也。
在一日日的反省中，苏轼认为，黄州时期的自己已经不是过去的自己了。此时苏轼反思的不仅仅是其对过去遭受挫折的思考，更多的是开始了对人生意义的探索。在黄州期间，苏轼认真的研究了佛教思想，在其后作品创作中，深受影响。他在佛寺的清幽环境中焚香默坐，悟得物我双忘、身心皆空的道理，心境上也就安宁了，这是由于内心反省所得到的安慰。但苏轼虽然好佛，却并没有完全超世入佛，而往往只是在解脱“烦恼障”之后对人世作冷眼观察。对一切苦难都无所挂碍，无所顾念，“世事万端，皆不足介意”。他只是从佛教中汲取战胜现实苦难的精神力量。在他对佛教的理解中，理智的追求占有更大比重，他只是把佛教作为一种求得心理上的平衡与解脱的手段。在《答毕仲举书》中他谈到了自己学佛的立场：公之所谈，譬之饮食龙肉也；而仆之所学，猪肉也。猪之与龙，则有问矣。然公终日说龙肉，不如仆之食猪肉实美而真饱也。
这表示他之学佛，不喜欢那些玄虚之谈，而讲究“实美而真饱”，只希望能从中得到身心上的益处。同时，他还在“默自观省”中接受了老庄的清静无为、不为而为的思想和看穿忧患、因缘自适的思想，借助这种闲适旷达的思想来排解郁闷和压抑，从中寻求心灵的平衡点和衔接点。
三、这一时期苏轼的儒家思想的表现
释道思想只是苏轼贬居黄州时期复杂思想矛盾体系中的一方面，我们还应看到的是存在于他内心深处的儒家济世匡时的入世思想。在遭受“乌台诗案”这样的政治打击之后，他的政治理想亦未曾泯灭，他仍然时刻关心着民生疾苦和国家命运。他在《与李公择书》中说：吾侨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琪骨髓，直须谈笑生死之际，若见仆困穷使相怜，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虽怀坎谋于时，遇事有可李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于造抽。非兄仆岂发此？
虽然我们认为苏轼是旷达闲适的，但他隐藏着的仍是一颗“书剑报国”的壮志雄心，他在给王定国的信中说：“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只是由于身处逆境，特殊的环境使他的报国之志不能伸展。欲仕不能欲罢亦不能的矛盾心理在贬居黄州这个特殊时期里形成了他的思想的多维性。
从苏轼整个一生来看，他的思想主线是儒家的济世匡时思想，但在某一特定时期——如贬居黄州时期（再如外放惠州澹州时期）——由于种种原因使儒家思
想在其思想体系中退而成为副线。而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释道思想则上升为主线而成为苏轼在这一特定时期的处世哲学主导。特殊的环境，使儒家思想在这一时期没有十分明显地表露在苏轼身上，最终成为一种潜藏在内心深处的暗线，而释道思想则由于其因缘自适、旷达闲放的精神内核弥合了苏轼的创伤，成为了显在的明线。在这一特定时期，主线、明线与副线、暗线的双线索使苏轼思想经过了一个矛盾——平衡——旷达的过程，这种思想历程使得苏轼在居期间，尽管内心苦闷仿徨，但由于经过灾难锻炼而升华成的旷达性格和坚持入世所显现的乐观自信，所以仍能使他得以最终摆脱面临的窘境，面对人生仍有作出新的追求的勇气。这样，我们就能理解苏轼贬居期间尽管旷达放任，但并不是真的达到了“无我”的境界，他的乐观豁达是一种天赋，更是一种学问，他把旷达乐观和闲适超迈两种个性相结合，坦然面对所遭受的一切厄运和苦难。因此他能够在躬耕田败之际又扁舟草展放浪山水之间，能从忧患中超脱出来，冲破世间荣辱苦乐的羁绊，达到超然自适的精神境界，求得精神的慰藉和心理的平衡，忘却人间忧患和自身的烦恼。
通过研究苏轼在黄州期间与人的书信交往，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两个事实，一是苏轼旷达思想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低落到从容，从反思到融合，到成型，一步步都在书信中能够体现；二是从书信的数量我们可以看出，苏轼的思想是一种外向型的思想，他对自己的苦恼、自己的困顿都是能够与人交流的，通过交流排遣了自身不好的情绪，避免了负面情绪内向型的加剧，为其旷达的思想打下了基础。
参考文献：
[1]丁永怀，梅大圣，张社教.苏东坡黄州作品全编[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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