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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思想问题》，《光明日报》1950年8月11日。）。有些人不但听不得“改造”二字， “甚至还把政治理论学习与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代的所谓党义课等量齐观”（注：《光明日报》社论：《开展全国教师的学习运动》，1950年8 月11日。）。一些一贯以社会名流自居的大学教授，在众人乃至学生面前否定自己的历史，检讨思想，更觉得丢人之至。所以，他们起初参加政治学习，不过是“时局如此”，不得不“奉命学习”、虚应故事，谈不上有什么自觉与热情。然而，社会的进步、环境的压力、组织的力量，使所有的人或者出于自觉，或者出于自救，或者出于无奈，都不能不参加这个运动，因而受到程度不同的教育和触动。

政治学习运动的前期是真正的学习活动，后期则是地地道道的检讨运动。这个运动的主要作用是增进了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了解，推动了他们对新的社会制度的认同；增进了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加速了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与共产党、新社会融合的进程，并促使他们对学术与业务思想进行审视与反思；通过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等的批判，使他们认识到了思想上的缺点，提高了自我改造的自觉性。执政党的意图是通过政治学习从思想上改造知识分子，但实际运动基本上没有进入思想的层面，而停留在政治的层面。当时的知识分子检讨，内容涉及家庭背景、

教育背景、政治历史、政治思想、人生观等许多方面，但重点是检查历史上的政治性错误，批判在原来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广泛存在的“超阶级”、“超政治”、“为学术而学术”的思想，检讨作为这些思想之基础的个人主义人生观。有些人的检讨相当诚恳、深刻与尖锐。就促进知识分子认同新的制度和否定自我来说，这个运动是达到了目的的。

发起政治学习运动，当时有其必要性，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不能估计过高。1949年、1950年间，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觉悟、对共产党和新社会的认同程度迅速提高，主要不是政治学习的成果，而是来自他们对共产党的治国政绩和新社会的感受、观察与分析。费孝通先生在1950年初发表的《我这一年》、《解放以来》两篇短文，当时传播极广，影响很大。他说解放后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是“闹改造”、“讨论会、学习会都参加了。结果呢？也许除了要求进步之外，还是没有摸着边”。他从切身经验中明白了一点，即“也许只有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才真的说得上改造”（注：《我这一年》，《人民日报》1950年1月3日。）。在运动的高潮时期，许多人检讨深刻，好像收获极大；高潮一过，又有不同的说法。开国一周年之际，很多著名知识分子发表的畅谈解放后思想变化的文章，很少提到政治学习。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甚至公开说“过去的一年里，政治教育的方式上我们犯了

些错误。我们太注意形式上的思想总结。”（注：《头一次国庆纪念》，《光明日报》1950年10月1日。）这些情况表明， 政治学习运动的作用并未得到人们的一致肯定。

政治学习运动在思想总结这个环节上发生的“左”的偏差，对知识分子的群体精神是有损害的。运动的目标本是清除“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对于什么是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却没有明确界定；人们批判和检讨的，充其量是无所不包、似是而非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思想，这就不能不造成简单地否定他人、否定自我、否定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倾向。革命胜利后，许多知识分子已经产生了程度不同的自卑感、愧疚感，自认为觉悟、地位乃至人格、道德都比工农低了一截。政治学习运动又从外部对知识分子的历史与思想进行简单的否定。这种主客观两方面的压力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进一步发展，终于导致了知识分子群体的自我失落、人格分解与精神变异。

政治学习运动初步地涉及了科学与学术领域。许多人通过批判“为学术而学术”和“单纯业务观点”，确立了学术为政治服务、为人民服务的立场。自然科学也有阶级性的观点得到广泛传播，有人开始以李森科、米丘林的理论批判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说。“五四”以后从西方传来的社会科学必须完全否定，新中国的社会科学必须重起炉灶，旧中国过来的

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进行脱胎换骨式的改造，成为主导性的思想。1950年1月，冯友兰先生发表谈话和文章， 公开否定自己的学术思想和《新理学》，对于推动学术领域否定既往、转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起了带头的作用。

结语

（一）建国前后的政治学习运动，本质上是一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其指导思想、学习内容、组织形式，特别是普遍进行以自我检讨和群众批评为特点的思想总结的学习方法，表明它是中国共产党把延安整风时期形成的改造党内知识分子的理论、政策与方法运用于党外知识分子的开端。

（二）革命胜利后，用适当方式对知识分子进行政治与思想引导，使之认同新的社会制度，确立为新社会服务的立场，是必要的。但是，在教育事业尚未从长期战乱的破坏中得到恢复、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还不稳定的情况下，匆匆发起这样的运动至少是操之过急的。它推动了知识分子对共产党和新社会的认同，但过分否定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用运动的方式解决思想问题，把科学和学术问题政治化，作用则是消极的。

（三）思想总结中发生的“左”的偏差，是把党内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延安整风审干的做法机械地运用于党外知识分子的结果。这些偏差当时受到批评和制止，但没有得到彻底纠正。在后来一系列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政治运动中，这些“左”的偏差重复出现并逐步扩大，终于发展为知识分子政策的全面错误。来源: 《北京党史》 | 来源日期：1999年04期 | 责任编辑：凌绝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