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发布更新时间 : 2024/5/15 0:55:58星期一 下面是文章的全部内容请认真阅读。

织程度、内容、目的的转换相适应，在政治学习运动的不同阶段，学习方法有很大差别。1949年的政治学习，起初是自由讨论，暑期后转为大课听报告、小组讨论与个人自学相结合。华北大学的经验推广后，有些单位开始把“革大”的做法运用于政治学习，强调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思想总结”；即“在学完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后，需要来一次思想的清算运动，对于反动的落后的思想，作一番更深刻更切实的批评、揭发与清除”（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411页。）。 思想总结的方法是先由本人写一书面检查，交由小组评定，接受同事、群众包括学生们的激烈批评，经过反复检讨、反复修改后通过。知识分子大都信奉“过则无惮改”的人生原则，但那是一种自省的功夫，对激烈地批评别人或面对别人的激烈批评很不习惯，又由于思想总结中穿插着交代历史的坦白运动，空气自然非常紧张。1949年11月间《人民日报》发表朱光潜、冯友兰等人的检讨，对思想总结起了导向和示范的作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以后，思想总结的做法得到普遍推广，自我检讨、群众批评、人人过关的做法，使政治学习具备了群众运动的特征。

建国之初，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和学校的许多党员干部对党的文教政策缺乏全面理解，存在着不信任、排斥、打击旧

知识分子的倾向；又由于土地改革、镇反运动等等的影响，因而在政治教育和政治学习运动中，不少中等学校用“思想斗争”、“打落后堡垒”、“围攻落后思想”甚至“三查”的方针解决学生和教师中的问题，有些事情做得非常荒谬。高等学校主要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以后，1950年上半年，在思想总结这个环节上，发生了“左”的偏差。《人民日报》在1950年11月12日发表的一篇总结性报道中说：在1949年开始的高等学校政治教育中，“大多数学校都表现了过左偏向，笼统地提出‘以无产阶级思想改造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口号，而在实际执行时，锋芒往往指向‘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单纯技术观点’等属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范畴的思想，反而忽略了政治教育首先应肃清的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三大敌人的思想”。有些学校采取了“不讲步骤、不讲方式、不顾教师及学生觉悟程度的急躁措施”，“若干地区干部不加区别地在高等学校内机械地搬用干部教育、党内教育的方法，甚至错误地用‘追’、‘逼’、‘斗争会’、‘思想总结’等方式解决思想问题。某大学还提出‘把思想解放战争进行到底’的不恰当口号”。一些教师和学生为了避免打击，只好胡乱上纲地进行自我检讨，不但没有提高觉悟，反而增加了“潜伏的反感”，使进一步的教育更加困难。

知识分子在政治学习运动中的反应与收获

旧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特别是以欧美学生为核心的上层知识分子，在解放战争后期主要受爱国精神所支配而投向共产党，他们中的多数人对共产党和马列主义并无了解。革命胜利后，民族获得了独立，国家实现了统一，社会秩序迅速稳定，通货膨胀得到治理，人民政府和共产党的干部表现出了同国民党截然不同的清正作风，赢得了知识分子的衷心敬佩。许多敏感的、进步的知识分子几乎在解放的同时就开始对自己的历史与思想进行反思。许多人因置身于革命之外或没有亲自拿起刀枪投入战斗而产生了强烈的愧疚感、自卑感。有些人则感到社会剧变使自己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学问“顷刻之间都归于无用，化为乌有”。“几十年的修养和锻炼所搏得的社会地位”“也随着变为污泥，化为粪土。精神上很觉着穷乏。好像是一身褴褛，两手空空的赤贫了”（注：燕树棠：《学习一周年小结》，《光明日报》1950年6月13日。）。 对共产党的敬佩和因对革命无功而产生的“自卑”“惭愧”之心与“穷乏”之感成为一部分知识分子参加政治学习，努力进行自我改造的思想基础。但是，有组织地学习政治、检讨思想，对知识分子是一件新鲜事，人们的认识和态度还是大有区别的。

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和国共两党斗争时期的“民主教授”，

是政治学习运动的倡导者。当时，郭沫若、李达、张友渔、史良、黄炎培、马叙伦、雷洁琼等人纷纷发表谈话、文章，或者号召知识分子进行学习与改造，或者对政治学习运动表示热烈的响应。1949年7月， 出席全国教育工作代表会议筹备会的北大教授张志让和中央大学教授、老教育家张士一发表谈话，建议教代会筹备会与有关方面配合，发起以教育工作者为主体的政治学习运动。他们认为，教育工作者负有教育青年的责任，必须先学一步：这个运动的目的，首先是了解新思想，“研究马列主义，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新民主主义政策”（注：《光明日报》 1949年7月27日。）。张志让还在1949年9 月出版的《新建设》创刊号上发表题为《探求新知批判利用旧学与大学教育前途》的文章，称“我一向认为研究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目前教育界第一重要课题。而要实现这个要求，最好的方法是发动一个全国性的运动。这一运动必须立刻发动，必须普遍推行。它必须包括全中国大中小学的全体教职员，及研究教育和从事其他教育工作的一切人们”。

然而，并不是所有进步知识分子都赞成组织教师学习政治。叶圣陶先生在《北上日记》中记载：1949年3月14日， 他在济南与郑振铎听说北平解放后“教员个人俱拟令受政治训练，心为殊可不必。并此数日，叔老（陈叔通—本文作者

注）曾谈及，凡国民党之所为，令人头痛者，皆亦反其道而行之，否则即引人反感。而令人受训，正是国民党令人头痛者也”（注：《叶圣陶集》第22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6 月版，第42页。）。叶圣陶、郑振铎、陈叔通的态度，说明原国统区的部分知识分子对于政治学习是有抵触情绪的。

进步的高级知识分子尚且如此，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的态度可想而知。尽管许多人已经认识到，新的社会制度建立后，接受改造是他们的唯一出路，然而，在政治学习的起始阶段，“几乎有一半人存在着怀疑和对抗思想”（注：《光明日报》1950年8月17日。）。 “很多人觉得自己的思想，本来是不反动，不错误，不落后的，还要改造它干什么？还有人以为研究学术是应该自由的，必有研究的自由，才能从多方面求得真理，不应该以一家之言，限制住了每一个人的思想领域，所以认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了解认识则可，用它来改造自己的思想，大可不必。也有些人认为‘改造思想’是专对政治人员说的，有学问的人，不会造反，思想改造与否，有什么关系！”（注：更生：《“思想改造”与批判利用旧学》，《新建设》第1卷第4期。）极少数教师“看不起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认为这只是公式教条，不算学问，因而拒绝学习，而且以为抗拒学习，正是表现一个有学问的人的骨气”（注：剪伯赞：《教师学习的问题很多，主要的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