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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争议性新闻报道看媒介与受众框架的互动

作者：沈爱君

来源：《今传媒》2016年第02期

摘 ;要：争议性新闻事件的报道一直都是媒介关注的重要主题。本文通过对争议性事件、框架理论等概念的梳理，从传统媒介理论如议程设置理论、编码—解码理论视角出发，分别讨论了争议性事件报道中媒介框架与受众框架的呈现方式以及二者之间的差异，提出了媒介框架与受众框架之间进行有效互动的必要性和相应的互动策略，从而为争议性新闻事件的报道提供理论参考和对策依据。

关键词：争议性事件;媒介框架;受众框架;互动

中图分类号：G206 ; ; ; ; ; ;文献标识码：A ; ; ; ; ; ;文章编号：1672-8122（2016）02-0045-03

一、引 言

争议性事件的新闻报道一直以来都是大众媒介报道的重要主题之一。所谓争议性事件，是由社会生活中一个具体的新闻事件或社会现象触发，引起社会参与，牵出广泛争议或质疑，形成“争议场”的热点事件和问题[1]。近几年比较有影响力的争议性事件，如：钱云会事件、夏俊峰事件、念斌事件、林森浩事件等，涉及的范围与领域都比较广泛，很多争议性事件甚至已经触及到法律问题的争议层面。

广义的框架包括媒介框架与受众框架。受众框架决定了受众是否接受、如何接受媒体的报道，影响和控制了受众对媒介现实和客观现实的理解与认知[2]。而媒介框架对客观现实的选择与定义同样影响着受众对现实的理解。因此，传播效果取决于媒介框架与受众框架两者间的互动[3]。通过框架互动，在媒介与受众间建立起积极的协商平台，既为媒体调整议题和报道框架提供了重要依据和参考，也为受众提供了表达和诉求的平台，起到了“安全阀”的作用，有助于防止因为某个新闻事件特别是争议性事件而引发非理性、极端化的群体性事件[4]。 二、从“议程设置理论”看争议性事件报道中媒介框架的呈现

传播学早期形成了许多经典理论，其中议程设置理论几乎是众所周知并无可否认的理论。但事实上，在新闻传播实践中，因为社会场域多种介入方式，不断地修正和完善着议程设置理论。

对于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虽然早有迹可寻，但正式提出却是在1972年，由美国传播学家M.E.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在《舆论季刊》上发表的题为《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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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理论认为：大众传媒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问题，同样也作为“大事”反映在公众的意识当中;传媒给予的强调越多，公众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也就越高。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也就是说，大众传播媒介可能无法影响人们怎么想，却可以影响人们去想什么[5]。众多实证调查结果显示，媒介对周围环境的议程设置与受众对周围环境的认知度之间是有高度关联性的。

在争议性事件的新闻报道中，传统媒介以其权威性优势通过对争议性事件的新闻报道多次重复播出，使这一争议性话题在公众中得到强化，促使公众将注意力转向这些特定的话题，并引导公众舆论倾向媒介议程的建构者。在传统媒体对受众的强大议程设置功能下，受众的诉求常常是被忽视的。这是以传者为中心的传统媒介时代的典型特点，也是议程设置理论的不足之处。

例如，在浙江乐清钱云会事件的新闻报道中，官方媒体初期报道量并不多，本地的代表性党报媒体《浙江日报》上仅刊出2条属于一般性的短消息告知这一事件：2010年12月28日“乐清：通报12·25交通事故”、12月30日“排除?谋杀?可能，温州警方认定乐清?12·25?案件为交通事故”。政府党报的通报将该事件的性质进行了认定。因为该事件具有一定的争议性，官方媒体在初期报道时极为谨慎，报道量不多也是希望减少受众对该事件的过度关注以避免由此引发的曲解。官方媒体初期在钱云会事件报道的这一行为表现正是议程设置理论里所体现的“媒体不报道、受众也就不会过多关注”的体现。

当然，争议性事件的特点注定了事件本身所具有的社会争议性，在传统媒体时代媒体可能可以做到媒介框架与受众框架的一致性，即媒介报道什么、受众就会关注什么。可是，进入互联网时代，这种争议性必然通过网络讨论反映出来，而且争议本身可能影响到对事件的政策判断或法律定论，所以媒体的新闻报道在呈现事件过程中必须遵循事件复杂的多重面向以及社会可能的多面幅度，注意新闻报道的宽度和媒介与受众之间的互动随时会出现的变动。 随着对议程设置理论的深入研究，许多研究人员也开始思考如何利用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使公众在克服共同的难题时能万众一心，使我们的社会运转得更好。肖和马丁1992年曾指出，通过议程设置，媒介可以使意见相左的团体就某些共同的议题达成某种一致，从而实现不同团体之间的对话。可以说议程设置实现了建立共识的目的，使民主得以运作[6]。对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这一理论的应用更为明显。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互联网时代的中国在争议性新闻事件的报道中，不仅运用了议程设置理论，实践上也超越了这一理论，表现出将议程设置理论由静态的报道框架向动态化、整体化方向推进的趋势。 三、从“编码-解码理论”看争议性事件报道中受众框架的呈现

在大众传媒时代，由于传统媒介功能的强大性及信息来源的权威性，其对受众的议程设置功能也充分体现出单向性，使得受众框架在很大程度上被媒介框架所影响，主要体现在受众议程与媒介议程的高度一致性，这在议程设置的相关实验中已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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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媒介的议程设置过程不是机械的或自动的，而是与受众个人对信息的处理密切相关。受众对获得的媒介信息一般会根据自己过往的经验进行评估，受众的评估结果和媒介的议程设置效果是否一致却因人而异，这一特点在互联网时代体现更甚。

可见，受众在对媒介信息进行解读时并非完全处于被动状态，因为符号具有多义性，而且受众个人的背景也各种各样，这使得受众可能对媒介信息也会有多样化的理解。因此，与媒介框架相对应的受众框架的呈现，可以通过英国社会学教授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来进行阐释。

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提出了三种解码立场：一是“支配-霸权”立场，受众完全理解了媒介的编码意图，并按照媒介的编码意图进行顺应媒介意图的解读;二是“协商”立场，受众理解媒介的编码意图，但既不完全否定也不完全肯定，媒介与受众双方处于充满矛盾的协商过程;三是“对抗”立场，受众偏离媒介的编码意图，有意或无意地对抗媒介的编码意图，使编码解码双方处于相互对立的情景[7]。在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解析中，虽然受媒介议程设置的影响，受众解码很大程度上容易顺着媒介的编码意图来解读，但受众并非完全被动，而是对信息有一定的选择性、支配性，受众也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在已有认知基础、价值偏向和个性需求的影响下来选择使用媒介信息并作自我解读，对与自我认知不一致的内容往往会采取对抗或协商的方式进行评价和解读。进入互联网时代，受众的这种选择性、支配性更自由，这些特点在对争议性新闻事件的报道中尤为明显。

例如，在钱云会事件的新闻报道中，地方政府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将这一事件定性为一般交通事故。部分受众对官媒公布的结果并无异议，认为钱云会只是不幸遭遇车祸;但也有部分受众并不认可官媒的说法，认为钱云会是被某些被触动利益的人谋杀致死;还有部分受众认为官媒的说法虽然不可全信，但是又觉得在不清楚真相时也不应该胡乱猜疑、造谣生事。从钱云会这一事件的新闻报道中可看出，受众对信息的解读和建构恰恰体现了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中的三种解读立场，即“支配-霸权”解读、“对抗”解读和“协商”解读。

根据流言发生和传播的三个条件：流言的内容（一般是人们关心的重要问题）、正式渠道信息量不足（官媒报道量较少）、流言的渠道是非正式渠道（网络讨论）。在从正式渠道（官媒）获取信息量不足的情况下，人们更倾向于相信来路不明的小道消息或流言。因此，当数量众多不明真相的网民参与讨论时，各种流言在网上发酵，从而使钱云会事件最终演变成一个被全社会关注的具有争议的公共事件。很明显，部分受众在解读这一新闻事件时，由于官媒初期的报道量较少，不能从正式渠道获得足够的信息，从而导致了流言的快速增殖，使得部分受众在已有认知基础、价值偏向上更多地表现出了对媒体信息的“对抗”解读。 四、从媒介技术的转变看媒介框架与受众框架的互动

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传播进入互联网时代，由于网络传播的交互性和文本的互文性特点，使受众能掌握更多的主动权和选择权，而且受众经常成为话题的发起者和信息的传播者，传统的大众传媒时代从以传播者为中心逐渐向以受众中心转变。这种转变并不是绝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