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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手段，但目前这一手段只用于牛奶和糖两种产品。
（4）直接收入支持政策。就是通过直接给农场主提供收入支持，保障他们收入的稳定。其具体手段包括目标价格和差额支付。目标价格，就是政府设置—个用于计算支付农场主收入的价格，或者说是理论上的合理的农产品价格。当市场价格低于目标价格时，那些符合规定条件的农场主就可依法获得差额支付或补贴。支付率，即单位农产品应得的支付额或补贴额，等于目标价格与市场价格和贷款率两者之高者的差额。就是说，当市价高于贷款率，则支付率就等于目标价格与市场价格之差，如果市价低于贷款率，则支付率等于目标价格与贷款率之差。直接收入支持政策的实施范围主要是玉米、小麦、棉花等主要农产品。
（5）为农产品的销售创造市场。包括扩大国内消费和促进农产品出口。在扩大消费方面，美国政府在支付社会福利费用时尽量增加食品的消费，这包括向低收入者发放用于领取食品的“食品券”，向在校儿童供应有政府补贴的早、午餐等。扩大出口方面，早在1954年美国政府根据国会通过《480号公法》(1959年起称为“粮食用于和平计划”)，以赠予和长期优惠贷款的方式向第三世界大量提供粮食、奶粉等食品，以帮助解决国内的农产品过剩问题。70年代后，美国政府主要采取提供补贴和给买主以出口信贷的办法来促进农产品的出口。直到目前，联邦政府仍对小麦等农产品的出口给予补贴。同时还对一些农畜产品的进口实施严格的限额制度，以保护国内的生产者。 结合本案例分析：
（1）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何财政还需安排农业支出资金？中国发展农业的财政支出政策应如何选择？
（2）如何综合运用各种财政支农方式促进我国农业发展？
案例2：“非典”时期中国医疗卫生支出体系
2002年11月16日在我国广东省出现首例“非典”病例，2003年2月初已经在广东的中山、江门、深圳等地蔓延开来，广州出现了抢购消毒用品和板蓝根的风潮，接着在香港、越南、加拿大也出现被感染的病例。虽然直到4月下旬经过全球的许多科研人员攻关研究，才确认“非典”是由新的冠状病毒的感染引起，但是对这起具有恶性特质的新型传染疾病在3月中下旬应该已经有所认识，如果当时采取果断措施，“非典”就不会在北京以及全国许多地区造成这么大的影响。“非典”的第一个病例出现在广东，但是它的影响不仅限于广东甚至内地，香港、台湾、新加坡、越南、美国、加拿大、欧洲等国家和地区也受到影响。作为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一员，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员的交往，发生在我国的疫情会影响到其它国家和地区，同样，将来爆发在国外的新的、不明原因的传染病也有可能传播到我国来。
2003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9.9％的高位增长让世界为之击掌，但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却将中国人经济发展的自我陶醉中拉了出来。不仅如此，不断蔓延的SARS病毒无情地吞噬着中国经济的健康肌体，高速行驶的中国经济列车也因此在春天遭遇到了寒流。可喜的是，2003年全年我国的国民经济增长率并没有出现意料中的下滑趋势，而依然保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9.1％。在此期间国家财政政策的调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非典时期相关财税政策：
4月初，中央财政紧急安排专项经费用于非典型肺炎防治的科研攻关等工作，安排专项资金3．1亿元用于第一阶段应急反应机制建设。
4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中央预算总预备费中安排20亿元设立“中央财政非典防治基金”，专项用于非典防治有关工作。
4月29日，财政部与卫生部；联合下发《关于农民和城镇困难群众非典型肺炎患者救治有关问题的紧急通知》，明确规定对这部分人员中的“非典”患者实行免费医疗救治,所发生的救治费用由政府负担。
4月30日，财政部下发《关于中央部门调整2003年部门预算保障“非典”防治经费的紧急通知》，要求中央各部门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防治“非典”工作的要求，压缩会议费、差旅费、培训费和出国费等一般性公用经费支出，以保证“非典”防治工作需要。同时，为便于中央财政及时了解各地“非典”防治经费安排情况，督促各地财政部门落实资金，建立了资金调度机制和“非典”防治经费投入情况统计制度。
5月6日，中央财政再次预拨“非典”防治专项经费9000万元，对山西、内蒙古、河
北等9个中西部省、自治区给予补助。据了解，这是中央财政自4月23日以来第三次下拨对地方的“非典”防治补助经费。包括中央本级支出在内，中央财政已经拨付直接用于“非典”防治专项经费近9亿元。
5月11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出紧急通知，对受“非典”疫情直接影响比较突出的部分行业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在2003年5月1日至9月30日期间对餐饮等行业减免城镇公用事业附加、地方水利建设基金、文化事业建设费等15项政府性基金。
SARS疫情发生之后，中央财政安排了20亿元“非典”防治基金。在防治基金的运用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财政对公共卫生事业的支持。到5月上旬，20亿元中用于支持地方“非典”患者和相关医疗设备、仪器购置3.9亿元，支持卫生部科研攻关、疫情监测等工作2000万元，建立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反应机制3.1亿元??此外，在相继出台的减免困难群众“非典”病人医疗费用的紧急通知中，在一系列类似的措施里，财政对于公共卫生的支持落在实处。与此同时，地方各级财政在公共卫生事业方面的支出也有显著增长。 思考题：结合本案例分析：
（1）财政扮演应对公共卫生风险的“急先锋”角色你有何看法？
（2）除去本案例中医疗卫生支出外，请结合当前经济形势思考我国在教育文化事业投入上，政府职能存在哪些越位与缺位。
案例3：夏、商、周三代的《量入为出，多有结余》的财政原则
夏，商、周，史称三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奴隶制社会时期（主要包括夏、商、西周，东周为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在经济上以农业为主要生产部门，土地的产出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国家财政状况几乎完全依赖并取决于农业生产状况。然而，三代奴隶制时期，生产工具简陋落后，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季节转换，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都对农业收成的丰歉有严重影响。因此，三代时期的国家财政分配只能在可能取得收入的基础上来安排支出，即根据收入的数量来确定支出的规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制国用，量入以为出”的财政原则，据此达到以收抵支，收支平衡的目的。但是，三代的财政收支平衡，又不是简单的平衡，而是要求多有结余。其原因在于早期农业社会对自然灾害缺乏抵御能力，农业生产靠天吃饭，不可能年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如果没有足够的结余，势必造成国家的社会经济危机。在周代，财政遵循多有结余原则，即“三年耕，必有一年之余，八年耕，必有三年之余”。按“耕三余一”来制定财政支出总额。如果“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由此可见，三代时期“量人为出，多有结余”的重要地位。同时，周代还有专项储备，以待急用，即“凡邦国之贡，以待吊用，凡万民之贡，以充府库”。是为保证国用的充足和社会生活的安定。参考资料：《中国财政史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黄天华编著
中国“三代”时期在财政上强调“量人为出，多有结余”原则，有其特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其基本内涵不仅重视“量入为出”，而且强调“多有结余”，这种理财思想，是与当时国民经济对农业的依赖，农业对自然的依赖一致的。事实上，在长期落后的农耕社会中，以丰补歉，多有结余一直是国家必须遵循的治国理财之策。这与亚当·斯密时期提倡的“量入为出”思想，以及现代社会的“量入为出，略有结余”的财政思想均有本质的区别。但从不同时期的“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分析，均有一个共同之处，即无不强调财政收入对财政支出的限制，这对财政分配的稳定与社会经济的稳定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思考题：历史上强调“量入为出”财政支出原则的原因是什么？
第五章 国家预算
案例1.我国农村公路建设资金来源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公路投资渠道单一，严重影响了农村公路的建设，进而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从2002年开始，我国实施了“民心工程”，财政加大对农村公路建设的资金投入，在主要依靠财政投资的基础上，通过集资解决农村公路建设资金来源问题，使农村公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然而，农村税费改革后，县乡财政收入急剧减少，大多数乡镇需通过转移支付才可勉强维持运转，对投资修路已无能为力。特别是一些山区县，村内人口少，道路里程长，地形又复杂，公路建设投资大，使得有限的资金无异于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再加上政策不许强硬摊派，所以集资款也很有限，农村公路建设资金需要量大和供给
不足的矛盾十分突出。
简要分析：修好农村公路是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由于农村公路很难带来经济效益，因此，进入市场融资的难度相当大，农村公路的建设基本只能依赖于财政资金来完成。为解决农村公路建设资金来源问题，应进一步完善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可考虑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确立农村公路建设以国家和省财政资金为主，市县资金为辅的投入机制。
讨论题：你认为应该如何解决农村公路建设资金来源问题？ 资料来源：王国清等主编《财政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
案例2.日本政府事权与财权的划分
日本是单一制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了地方自治制度，实行地方长官民选，改变了战前中央对地方的直接管理和领导体制。
从事权划分看，日本战前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行政体制，许多行政事务由中央负责，但又部分地委托地方办理，这就形成了许多事务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的局面。而日本现行的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大致为：国防和外交由中央负责；消防、港口、城市规划和住宅等由地方负责；公路、河流、教育、社会福利、劳动、卫生、工商农林行政等大多数行政事务则由中央与地方共同负责。
从财权划分看，日本实行财政立法权集中，执行权分散，财政收入集中，支出使用相对分散的制度。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的特点有两个：一是中央财政的集中度较高，国税的税源大、范围广，地方税则相反；二是日本中央税与地方税的划分由国会负责，主要地方税的设置和税率也由国家法律确定。国税由大藏省所属国税局负责征收，地方税分都道府县和市町村税，分别由本级财政局下属的税务部门征收。中央、都道府县和市町村三级财政都有自己的主体税。中央财政的主体税种是个人所得税、法人所得税；都道府县的主体税种是事业税和居民税；市町村的主体税种是居民税和固定资产税。
简要分析：虽然日本名义上实行了地方自治制度，但是中央政府的触角却几乎遍及地方政府活动的各个领域。由于收入集中于中央，支出大部分又落在地方，地方财政收入难以支撑其财政支出，而使地方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央的转移支付。因此，日本地方自治范围内的大部分事务，名义上属于地方事务，实际上是一种中央地方“共同事务”。中央政府对地方事权范围的事务，可以通过提供经费进行干预，并引导、纠正、调控地方政府的支出活动，实现中央政府的政策目标。从实际效果看，这一做法虽然不符合严格意义上的“财权事权统一”原则，但对确保某些领域全国行政水平的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应该看到，日本的这一事权与财权划分模式，也存在干预过多、管理过细、监督过频、成本过高等缺陷，对中国政府间事权与财权的划分有一定警示作用。
讨论题：日本在处理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上的做法对我们有什么启示？ 资料来源：寇铁军《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
第六章 金融总论
案例1：战俘营里的货币
二战期间，在纳粹的战俘营中流通着一种特殊的商品货币：香烟。当时的红十字会设法向战俘营提供了各种人道主义物品，如食物、衣服、香烟等。由于数量有限，这些物品只能根据某种平均主义的原则在战俘之间进行分配，而无法顾及到每个战俘的特定偏好。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偏好显然是会有所不同的，有人喜欢巧克力，有人喜欢奶酪，还有人则可能更想得到一包香烟。因此这种分配显然是缺乏效率的，战俘们有进行交换的需要。但是即便在战俘营这样一个狭小的范围内，物物交换也显得非常的不方便，因为它要求交易双方恰巧都想要对方的东西，也就是所谓的需求的双重巧合。为了使交换能够更加顺利的进行，需要有一种充当交易媒介的商品，即货币。那么，在战俘营中，究竟哪一种物品适合做交易媒介呢？许多战俘营都不约而同的选择香烟来扮演这一角色。战俘们用香烟来进行计价和交易，如一根香肠值10根香烟，一件衬衣值80根香烟，替别人洗一件衣服则可以换得两根香烟。有了这样一种记账单位和交易媒介后，战俘之间的交换就方便多了。 思考题：1、战俘营中为什么会产生货币？
2、香烟在本案例中实现了哪些货币职能？
案例2： 国库券为何走俏？
中国的国库券价格在80年代的变化是讲解流动性这一概念的最好实例。中国从1981年开始发行国库券，最初的国库券是不许出卖的，国库券的持有者买下国库券之后，应该一直等到期满后才能拿回本息。所以最初的国库券基本上没有流动性，国家也未开放国库券的二级市场。这种情况严重挫伤了广大公众购买国库券的积极性，造成国库券卖不出去的必然结果。怎么办？最初政府采取了行政手段，给各省、各部门、各单位下达任务，每月从职工工资里扣，必须完成所规定的任务，并要求党员干部带头。这样一来，大多数单位倒是完成了任务，但这种单位强制性的推销方法使国库券的名声进一步下降。
80年代中期国库券名声不好的表现为：第一，老百姓不但不愿买国库券，而且认为摊派国库券是一种变相的税收。许多单位为完成任务要求职工必须用他们工资的一个百分比买国库券，大家无可奈何，只好接受。第二，黑市活跃。老百姓买下国库券却不能出卖，有人因为急着用钱只好在黑市上出卖国库券。第三，80年代中期由于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变高，更觉得拿着政府债券吃亏了，导致在黑市上大量出售国库券，造成黑市交易价格偏低，一般只有国库券面值的七、八折，甚至低到五折。可见，不许国库券转让流动，限制国库券的流动性，使国家、百姓都在经济上受到巨大损失，国库券的黑市贩子却发了财。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正确方法是开放国库券的二级市场，允许国库券自由出卖转让。
1986年8月5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批准，沈阳市信托投资公司首先开办了有价证券的柜台转让业务。到1987年底，我国已有41个城市开始有了有价证券转让业务。1988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开始进行开放国库券转让市场的试点。试点工作分两批进行，首先在沈阳、上海、重庆、武汉、广州、哈尔滨和深圳七城市搞试点，1988年6月又批准了在54个城市中开放国库券转让市场，允许1985年和1986年发行的国库券上市转让，从而使国库券成了证券市场上交易额最大的券种。
国库券二级市场的开放，大大提高了国库券的流动性，进一步调动了公众购买国库券的积极性。1990年4月30日，上海市场上，1985年国库券百元券价格为142、13元，年收益率为12。1%；1986年百元券价格为125。15元，年收益率为17%。按可比价格与开放二级市场前的黑市价格比，国库券的价格已大幅度提高，收益率明显下降，开始接近同期银行储蓄存款利率。
思考题：1、结合本案例谈一谈信用工具的流动性特征。
2、开放国库券二级市场有哪些作用？
第七章 金融市场
案例1： 中国应发展债券市场
一、中国装点金融市场
经过十多年的建设，中国已经拥有亚洲第二大股市。如今，中国正迅速成立可信的国内债券市场，吸引了国内大量投资者的注意。
截至2003年底，中国已发售了高达2800亿美元的国库券。中国债市的价值是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库券价值的两倍以上。准官方发行的债券和一些零散的公司债券进一步增加了债市的价值。过去十年来，中国财政部每年都在政府债券市场筹集到创纪录的资余，在2003年达到近760亿美元，比外国直接投资的总额高出1／3。今年，债市可能将再创新高。 中国前所未有地转向国内国库券市场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需要大量资金建设发电站为工厂供电、修建通向贫困地区的公路并修建港口满足繁荣的贸易需求。这些大型项目使中国对外国投资者更加有吸引力，并提供了数百万的工作岗位。
但债市的形成也是中国金融系统改革的重要标志，从中国的利率制度到决定人民币币值的方法都可能发生重大改变。中国政府往日只是发行所需的货币，现在却举行竞争激烈的拍卖会出售上市公债，让投资者决定债券的价格。
中国的债市也可以迅速反映出更大范围内的经济趋势，明确显示市场经济已经开始运行。由于国库券是政府公债中可交易的部分，它们的价格对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极为敏感。事实上，债券价格在去年中期已经开始预示中国将出现通货膨胀，尽管当时很多政府官员和外国经济学家都感到中国未必已克服通货紧缩，但债市的信号相当准确：2003年8月，中国央行约7年来首次采取措施控制贷款增速，通货膨胀随即达到六年来的最高点。
全球金融巨头都开始进入中国债市。投资人民币主导的中国国库券的外国公司不断增加，其中包括纽约人寿保险公司、花旗公司、美国国际集团和一些基金管理人，但分析家担心，中国这种穷国无力承担过多债务。分析家还感到，如果北京采取措施防止经济过热，债券会难以售出，而债市改革也将放缓脚步，暴露出系统中存在的种种不健全方面。
另一个潜在的问题是，债券的价格如果下跌，中国银行的资产负债会陷入更深的危机。最近几年来，中国银行发行了大量债券，但没有采取任何避免损失的措施。但目前，国库券在中国国内十分吃香。有时，热心的投资者必须提前三个小时在银行门口排队等候，以确保买到新发行的国库券。这与20世纪 80年代中期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时，—些人被迫用部分工资购买国库券，以满足政府的定额。当时他们大力承受，也并不信任这种投资。
二、中国应发展债券市场
自从首个股票市场于1992年建立后，中国资本市场至今成就非凡，其市值之大，在亚洲仅落后于日本和香港地区。假如把香港亦纳入计算，中国股市更是全球最具规模的股票市场之一。
除了日本之外，亚洲多国都把融资渠道的焦点集中在股票和银行借贷，而债市却备受忽视，但其实要更有效地分配资源，债市的分量绝不逊色于股市。由于中国政府拥有庞大的外债，又—直致力避免债务失控，故开拓一个极具潜力多元化的政府债券市场作为巨型企业债券市场的基础，甚至可以在人民币全面兑换之后，晋升为地区债券市场。 中国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或明示或暗示地为所做担保设置限制，意味着中国主要的财政风险集中于企业或银行，而非政府身上，而这些企业风险若管理不善，—旦积累便很容易演变为另一场亚洲金融危机。
亚洲企业喜爱向银行贷款，是因为短期的利息率相对便宜，以致企业在需要长期贷款时，也倾向借入短期贷款，情愿贷款到期时再续期。这样做需要面对双重风险：—是利率上升，二是银行不再向其放款。 思考题：
1．政府债券作为投资工具的优点有哪些?为什么?企业债券呢? 2．与股票市场相比，债券市场有什么特别的功能和优势? 3．中国的债券市场面临怎样的任务和挑战?
案例2：纽约金融市场
纽约是世界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纽约金融市场在国际金融领域中的地位进一步加强。美国凭借其在战争时期膨胀起来的强大经济和金融实力，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货币体系，使美元成为世界最主要的储备货币和国际清算货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中大部分是美元资产，存放在美国，由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代为保管。一些外国官方机构持有的部分黄金也存放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作为贯彻执行美国货币政策及外汇政策的主要机构，在金融市场的活动直接影响到市场利率和汇率的变化，对国际市场利率和汇率的变化有着重要影响。世界各地的美元买卖，包括欧洲美元、亚洲美元市场的交易，都必须在美国，特别是在纽约的商业银行帐户上办理收付、清算和划拨，因此纽约成为世界美元交易的清算中心。此外，美国外汇管制较松，资金调动比较自由。在纽约，不仅有许多大银行，而且商业银行、储蓄银行、投资银行、证券交易所及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云集，许多外国银行也在纽约设有分支机构，1983年世界最大的100家银行在纽约设有分支机构的就有95家。这些都为纽约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加强了它在国际金融领域中的地位。
纽约金融市场按交易对象划分，主要包括外汇市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 纽约外汇市场美国的、也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外汇市场之一。纽约外汇市场并无固定的交易场所，所有的外汇交易都是通过电话、电报和电传等通讯设备，在纽约的商业银行与外汇市场经纪人之间进行。这种联络就组成了纽约银行间的外汇市场。此外，各大商业银行都有自己的通讯系统，与该行在世界各地的分行外汇部门保持联系，又构成了世界性的外汇市场。由于世界各地时差关系，各外汇市场开市时间不同，纽约大银行与世界各地外汇市场可以昼夜24小时保持联系。因此它在国际间的套汇活动几乎可以立即完成。
纽约货币市场即纽约短期资金的借贷市场，是资本主义世界主要货币市场中交易量最大的一个。除纽约市金融机构、工商业和私人在这里进行交易外，每天还有大量短期资金从美国和世界各地涌入流出。和外汇市场一样，纽约货币市场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场所，交易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