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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新闻思想之民本观
作者：李莉
来源：《新闻世界》2012年第04期
【摘 要】作为中国近代卓越的报人和新闻理论家，梁启超在继承前人新闻理论的基础上，经过27年的办报实践形成了自己的新闻思想，具有较大的进步意义，对当时的报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目前学界关于梁启超新闻思想的研究已经硕果累累，但多从社会政治角度阐述。本文试图以民本观作为梁启超新闻思想的线索，具体从报刊功能观、自由主义新闻思想、新闻业务、“史家办报”思想四个方面来阐述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中所体现的民本观，以体现其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忧国忧民情怀。 【关键词】梁启超 新闻思想 民本观
目前学界关于梁启超新闻思想方面的探讨已收获颇丰，大多是将梁启超的报刊理论纳入其政治活动的框架内展开，阐述其新闻思想的流变过程。笔者通过研读关于梁启超新闻思想的著作，自觉民本观也是贯穿梁启超新闻思想的一条线索，但目前对于梁启超新闻思想中有关民本观的系统探讨相对薄弱，很多文章偶有谈起，却是一笔带过，更多的是为其他内容作铺垫，故在这方面做些整理，为更好地了解梁启超的新闻思想提供新的视角选择。 一、民本观在报刊功能观上的体现 第一、“去塞求通”的信息传播功能
戊戌变法期间, 梁启超主办了《中外纪闻》和《时务报》,在利用这些报刊进行宣传的过程中, 他从报刊功能上概括出一些新的观点，提出“去塞求通”的办报主张, “战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乃鼓其舌。中国受侮数十年，坐此焉耳。”①他认为报纸的功能在于通中外之故，通上下之情。通上下就是“宣德达情”，皇帝的恩德让百姓知道，百姓的情况让朝廷了解。这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知情权”，是政府与公民之间相互的“知情权”。梁启超已经把国民摆在了类似于现代公民的位置上，并认为应当赋予其相应的知情权。
梁启超精辟揭示了去塞求通的理论基础，并以耳目喉舌之喻去说明报刊的去塞求通功能，这是他的深邃之处，也反映他拯救国家民众的急迫心理。晚清的历史时局造就了他忧国忧民的情怀，也为他从事的新闻活动注入了民族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因素，使他十分注重报馆对促进国家整合的意义，不过在抱守残缺、故步自封的清王朝，“通”只能是梁启超心中理想社会的幻影。②
第二、报馆“两大天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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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远渡日本，这期间他大量阅读西方各种名著，深入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先进思想,他的报刊功能观由此改变。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中，梁启超提出了关于报馆“两大天职”的新观点：某以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③ 1、“舆论监督政府”的政治功能
“政府者，受公众之委托，而办理最高团体之事业者也……权力既如此重且大，荀复无所以限制之，则虽有圣智，其不免于滥用其权”。“而报馆者，即据言论、出版两自由以实行监督政府之天职者也”。梁启超认为报馆与政府地位平等，报馆可以作为“国民公意的代表者”监督政府，政府权力过大会导致权力的滥用，因此需要受到相应的限制，只有在受到报馆监督的情况下政府才能真正做到为民众服务，报纸的报道应建立在民意的基础上，努力做到客观公正。梁启超认为最终监督政府的权利仍属于广大国民，报纸则是作为代表者代为行使监督权。虽然振兴国家的使命单单赋予新闻媒介来承担是不现实的，但梁启超对国民监督政府权利意识的肯定是毋庸置疑的。
2、“开启民智——向导国民”的教育功能
梁启超一生很注重“开民智”，它贯穿梁启超新闻思想的始终。他认为民智的进化是人类社会进化的根本, 要实现国强民富的历史使命，“开民智”尤为重要。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主笔《时务报》，宗旨为开民智，求自强，通过刊登有关民主思想启蒙的文章来实现对国人的教育。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东渡日本，创办了《清议报》，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向导国民”的思想。1912年，梁启超在《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中说: “若夫立言之宗旨，则仍在浚牖民智，薰陶民德，发扬民力，务使养成共和法治国国民之资格，此则十八年来初志，且将终身以之者也。”④他自认为，20年来的报馆生涯始终不忘的，就是利用报纸来向导国民。 梁启超认为中国之所以受到列强欺侮，根本原因在于民智未开，民气未振。他认为“交换知识，实惟人生第一要件。而报馆之天职，则取万国之新思想以贡于其同胞者。”他认为报纸是最好的宣传工具，“所贵乎报馆之著述者，贵其能以语言文字开将来之世界也。”⑤ 梁启超对于报纸教育功能的认识，由“开启民智”到“向导国民”，是实际办报活动中对报纸教育功能认识的深化。他猛烈抨击封建文化中的腐朽思想，并以西方文化为参照标准，以报纸为载体，对国民进行广泛的社会教育，以期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二、民本观在自由主义新闻思想上的体现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第一位全面系统阐述自由主义新闻思想的报人。他认为西方文明的先进性源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唯一切文明之母”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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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自由的缺乏是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源。梁启超以自身的办报活动打破封建言禁，形成了自己的新闻自由观，对后世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梁启超认为，“自由者，权利之表证也”，“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自由是相对于奴隶性而言的，在他看来，“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而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⑦梁启超认为中国之所以落伍于世界，究其根本在于自由观念和权利意识的缺乏，只有国人增强权力意识，依法行使自身权利，国家才能强盛。
梁启超将新闻自由与民权并提，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关注政治权利和自由。他虽然把新闻自由和平等民权作为振兴国家的工具，更为关注其政治工具性作用，不过，梁启超的新闻自由观对于提高国人对自由价值的认识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和他对作为整体的国民权力的深切关注却是不容置疑的。
三、民本观在新闻业务上的体现 1、编辑标准方面
1910年，梁启超在《清议报第一百册》中提出了衡量报纸好坏的四条标准。他认为一张完善的报纸，应具备四个条件：1、宗旨定而高。报刊应以国民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确认国民本位的思想，这是对封建专制统治者以“为民之名”行“愚民之实”的揭露和反击，也是其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体现。2、思想新而正。报馆著述所贵，正在于“能以语言文字开将来之世界”。“报馆之天职，则取万国之新思想以贡于其同胞者也”，向国人介绍各种新思想时，应严格选择，有所取舍，只选那些“有利而无病”的新思想贡献给国人。3、材料富而当。报刊内容不仅要丰富，尽可能满足人们的信息需求，而且要恰当，能引导人们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4、报事确而速。报刊新闻要准确而迅速地报道最新发生的、人们最为关心的新闻事实，错了要公开纠正，以使人们能够更快、更好地适应社会上的新变化。
这四个编辑业务标准，规定了报刊在业务上必须将自身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与公共利益放在首位，在强调新闻言论自由的同时，也必须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这与西方的社会责任理论观点一致。梁启超丰富了报业的角色内涵，使报纸追求国民最多数人的公益，担负起为国民灌输新知识的任务。 2、宣传方法方面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认真研究和总结了报刊的宣传方法。在《敬告我同业诸君》及《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及经历》中，他提出了“浸润”和“煽动”两种宣传方式。“浸润”：报刊需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引导民众进步，在不知不觉中影响读者。“煽动”：人们是安于常态而骇于异常的，因此报馆为达一定目的可以采用偏极端的方式宣传，这样就会有相反或折衷的意见出现，这样“互相倚，互相纠，互相折衷，而真理必出焉”。梁启超认为这两